疫情时跨省探亲获刑 女教师失业离乡（是怎么一回事呢）

15公里外的婆婆病危，最后一面见还是不见？

这是去年春天，摆在胡虹一家人面前的选择。彼时疫情防控形势严峻，身为村支书的父亲胡江海，和作为乡村教师的胡虹，都决定绕开当时的防疫措施去见老人最后一面。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到两小时的会面后来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风暴。他们后来一家人感染新冠，造成28人交叉感染，流调密接1843人，次密接10966人。因被认为隐瞒跨省行程引起新冠病毒传播，父女俩先后被开除公职，父亲胡江海获刑两年，胡虹仍在服缓刑。

今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通知，对这类违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预防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论处。

但对胡虹一家来说，梦魇没有结束。事情过去近一年，经历了搬家、离婚和亲朋的远离，他们始终困在那场风暴中没有走出来。

最后的会面

她害怕听到自己的名字，他们是不是已经发现，自己就是那场风暴的“罪魁祸首”？父亲也成为生活里的禁忌，那是一个更响亮且被人熟知的名字，提到他，母亲就会哭。32岁，她成了一个囚徒，在惴惴不安中等待司法所的电话，再也无法面对家人、全县的目光。

一切都是从那个电话开始的。去年4月13日下午，丈夫从外地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妈不行了。

电话分别通知了胡虹和她爸胡江海。丈夫在江苏工作，胡虹和爸妈都在河南老家信阳市固始县生活，这里靠近豫皖省界。对于住在安徽六安市霍邱县农村的公公婆婆，他们离得最近，只有15公里路。

婆婆已经病了很长时间。两年前老人查出肺癌晚期，最近病情恶化非常快，躺在床上好多天下不来。

如果在平时，见面就是一脚油门的功夫。过去胡虹总会挑星期天买菜上门看看，但因为疫情，胡虹有两个多月没上门了，婆婆的儿女也困在外地一时半会回不来。

现在电话里说，老人很可能挺不过当晚，家里只有偏瘫的公公在身边，能不能带孩子去看看老人最后一面？

挂断电话，胡虹感到有些为难。全国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多点散发，到处都在加强防控措施。他们所在的固始县一个月前就发布公告，要求全体居民“非必要不外出、不出市、不跨县”，不管返回还是离开市县都要提前报备，还要求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这个家里，胡江海是村支书，村里新冠疫情防控专班工作人员，这些政策他再熟悉不过；而对于乡村教师胡虹来说，这些要求也是学校每天都三令五申的。

但没有时间犹豫了，要是老人这一下真没挺过去怎么办？胡虹说，父亲决定，哪怕绕过防疫政策，这一面也必须得见。除去亲家这一重关系，两家父母其实还是多年的老相识。

胡虹更没理由说“不”。孩子他爸常年在外地，前几年自己考特岗教师，一边备考一边带孩子，都是靠着婆婆帮衬才让她缓过一口气。而且婆婆跟她关系挺亲，每次两口子闹矛盾了，她总向着自己说话。

这个决定胡虹没跟外人说，下了班就带着孩子往娘家赶。在孩子他爸的安排下，婆婆的亲戚也从县城的各个方向赶来。大家约定在胡虹的娘家集合，固始县漂桥村，几十年前，婆婆就是从这里嫁到安徽的。

出发前胡虹只跟丈夫确认了一件事，“霍邱没疫情吧？”得到的回复是肯定的。其实没人担心感染，胡虹承认当时是出于侥幸心理，“一个县这么大，总觉得肯定不会轮到自己头上，那得多倒霉？”当时的顾虑主要在于工作，这一趟跨了省，万一定位被查到，被赋黄码不说，还要隔离7天，工作怎么办？尤其是胡虹，她当老师的，要是因为隔离把学生的课耽误了怎么办？

所以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特意没带手机，只有婆婆的弟弟换了一部老年机随身带着，既能保持联络，又不用担心被定位。

晚上7:30，两辆车从漂桥村出发了，胡虹车里载着爸妈和孩子，另一辆车里是婆婆的近亲四人。

车开到安徽和河南两省交界处，一块大铁皮把路封了。好在丈夫提前做了安排。一位邻居赶来接头，对方让他们把车停在两省交界的兴安村。乌漆嘛黑的村头，一行人窸窸窣窣下车又重新换上邻居家的当地车，拐进一条偏僻的泥巴小路，颠簸着跨过省界，进入到安徽省六安市的霍邱县，最终停在了婆婆家门口。

时隔两个多月，胡虹终于见到了老人。婆婆躺在床上，插着氧气管，模样比之前清瘦了不少。所有人围着老人的床沿坐成一圈，胡虹把孩子推到老人跟前，“妈，你孙子在这呢，再挺一挺……”婆婆费力挤出几个字，胡虹没有听清。

那次会面很匆忙，胡虹记得，所有人口罩没摘，水也没来得及喝一口，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又匆匆忙忙上车，按原路返回。

直到见面结束，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没人想过报备，跨15公里见亲人一面，在所有人看来，是一件寻常又非做不可的事。

回到家已经是夜里10点，胡虹早早睡下。保险起见，第二天一下课她就去做了个核酸，意料之中的，阴性，她第一时间跟爸妈互通了这个消息。

“你没事大家肯定也没事。”他们丝毫没考虑自己再去做个核酸，农村的习惯就是这样，做混检4块钱一次，能省一点是一点。

胡虹的核酸结果给所有人都喂了定心丸，她照常给学生上课，胡江海骑着电动车来往于乡镇开会。一个或许被忽视的消息是：根据后来的通报，就在赶去霍邱县的那晚，当地查出了三名无症状感染者。

小县风暴

豫皖省界边上，漂桥村是个不大起眼的村子，它所处的固始县很多年一直是国家级贫困县。从文书到村支书，胡江海在这里干了三十多年。漂桥村就他们一户姓胡，胡虹印象中，父亲做事谨小慎微，不喜张扬，总说要以理服人。

32岁了，胡虹也说自己是个没什么追求的人，对生活最大的期待就是安稳。结婚后她先是跟着丈夫去了江苏打工，没几年就自己带着孩子回来，考了隔壁镇上的特岗教师，熬三年转编制，也算捧住了个铁饭碗。

一个村支书搭个老师，胡家出了两个干部，谈不上富裕，在漂桥村至少是个体面家庭。

但又一个电话，让这一家人的体面生活彻底崩塌了。

那场会面一个星期后，去年4月20日，孩子爸告诉了他们一个坏消息：婆婆家做饭的阿姨疑似无症状感染者。“你们明天去做个核酸，再去确认一下”，他在电话里特别叮嘱。

即便到这份上，胡虹也没有往坏的方面想。按照做饭阿姨的自述，她是在19号的核酸检测中发现了异样，此时距他们离开婆婆家已经过去七天，他们跟做饭阿姨没碰过面，而且胡虹做过核酸，身体也没有不适，她觉得自己不可能感染。为安全着想，她还是去了。

一家人中，胡江海的核酸结果最先出来。21号下午五点多，胡虹刚下班，在教师宿舍接到她爸打来的电话，语气透露出紧张：乡里打电话通知我不要出门，核酸检测有异常。

胡虹瞬间慌了。她的核酸结果还没出来，但她立马给校长打电话说明了情况。从学校到乡镇再到县城，一套严丝合缝的齿轮，全方位地高速运转起来。

那个高度紧张的夜晚，胡虹一宿没睡。流调的电话几乎就没停过，她一五一十交代了——从婆婆家离开后，去过超市，同事家聚餐，每天在学校教书……顺着这个链条，蔓延的恐惧几乎要吞没了她，“这么多人，如果都被我感染了，根本没办法想象”。

绝望中，她给丈夫打了个电话，“我这工作肯定保不住了”。电话那头没说太多，“我们一起面对”，他安慰她。

除了孩子，包括胡虹奶奶在内的一家人都被确诊为无症状感染者。当天晚上，他们就被拉到县城的隔离点。又过了一天，凌晨4点多再次转运到郑州市一家医院隔离。

与此同时，胡江海被发现阳性第二天，固始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即日起，固始县城区和农村全域实行静态管理。包括漂桥村在内的两个村庄被划定为中风险区，整个信阳市民行程卡全部带星。学校停课，商铺闭店，全民核酸，来自周边县城的千人医疗队抵达固始县支持疫情防控。

出现感染者的消息很快在固始县刮起一阵风暴，舆论的中心，胡家没有一个人能幸免。第一个汇报阳性的，作为村支书的胡江海首当其冲。他的流调图像炸弹一样，在各种各样的微信群里传开了。胡江海有了个外号，叫“胡炸”，网络上开始了对他的集中讨伐：固始罪人胡江海，胡炸一下，把美丽大固始炸成什么样了？

故事后来越传越玄乎，有人说他是去“喝喜酒”才惹了祸，还编成了顺口溜，“翻江倒海爷姓胡，弄得固始全县哭。跑到霍邱喝喜酒，回来固始全县抖。”而一些知道真实原因的人也并不买账，“不论为什么，你是支书，就应该守护好家园，没做好你就错了，应该给固始人民赔礼道歉！”

道歉，也是胡虹那些天做得最多的事。跟她产生过密切接触的、光学校里就有141人被集中隔离。班级群、老师群和家长群里她挨个编辑信息道歉，愧疚又忐忑，群里很安静，没人回复。搭班老师好心，想帮她在家长群里解释，但有的家长听完更愤怒了：我们家长进出（县）都要报备，你当老师的，你怎么想的！

“我们当时都是跪着的心态，知道自己罪有应得，理亏，不管别人怎么说不敢反驳。”道完歉，胡虹什么也没多说，退出了所有工作群。

隔着病房，胡虹很担心爸爸的情绪。她只知道他在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除了道歉，也在找亲戚朋友帮忙，但没有用，这个事情闹得太大了，“上面下面都得罪太多人了”。

隔离没结束他们就等来了处罚通知，父女俩均被开除党籍，胡江海被要求辞去村委会主任的职务，胡虹被学校解聘，原本还有四个月她就可以等来正式编制。

回不去的村庄

固始县的静默状态持续了20天，根据流调结果显示，胡江海等人共造成直接和间接交叉感染新冠病毒28人，流调密接1843人，次密接10966人。固始县的居民说，因为他们一家，“孩子们统一放假工厂统一关闭，排队三小时做核酸”，“孩子现在病了都没法去医院”。

因被认为隐瞒行程跨省探视病危亲属引起新冠病毒传播，同去的7个人中，胡江海、胡虹，拿着老年机的婆婆的弟弟都被立案。胡虹丈夫因为组织了这次会面、邻居提供帮助，也被另案调查。他们面临的还有刑事处罚。

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家庭都被一种悔恨折磨着，他们不停倒回那一天——晚上胡江海总要去镇里开会的，唯独那天不用去；胡虹她妈平时都在县城上班，刚巧那个星期回家；而胡虹呢，镇卫生院每个星期都会给全校做核酸，原本可能更早能筛查出阳性，但她回来后有一周因故没有进行。“就全赶上那时候了”，他们后来反复说，好像只要有一种情况出现，就能避免后来的一切。

但最后，胡江海说了：这祸是躲不掉的，去了后果是这样，不去的话你良心过不去。

那次见面真的成了最后一面。婆婆是在他们被异地隔离期间走的。胡虹后来听孩子他爸说，因为安徽那边村里不少人被隔离，公公又偏瘫，老人去世那天他找不到一个人搭把手，最后是求村里的干部帮忙，终于把遗体抬上灵车，拉到县城里火化了。

去年5月中旬，固始县全县解封，漂桥村恢复了日常，胡家的生活却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胡虹有次去村里小超市买东西，老板本来没戴口罩，看她去了，吓得立马把口罩戴上。他们家老屋后面有条小路，村民经过时，会用衣服夸张地把口鼻捂住。说起这事来胡虹是一种好气又好笑的语气，“你说他倒是拿个口罩啊，我们要真是毒王，衣服能挡着什么？”

但好朋友的疏远是她没有想到的。那会儿她托闺蜜顺路捎回个快递，她还特意交代了，“你到我家之后，把车窗摇下来，快递扔到地上就赶紧跑。”十几年的老朋友了，也拒绝她，说自己家里还有孩子，不敢去。

这段经历让胡虹体会最深的就是人情的淡漠。之前一家人被集中隔离，留下一个没被感染的孩子，成了烫手山芋，先是被大姑收留了几天，又被送回来，辗转送到小姨家，后来又遭邻居指指点点。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孩子只有5岁，现在听妈妈讲述这些过往，他安静坐在旁边，嘴里不时重复，“隔离，隔离”。

去年八月，他们的案子都有了结果。胡江海被河南省固始县人民法院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胡虹被判一年六个月，执行缓刑两年。另一头，安徽霍邱县，孩子他爸也被判了两年，他提起了上诉。胡江海和胡虹选择认罪认罚，他们担心上诉会判得更重，不知道“上诉不加刑”是刑事诉讼基本原则。

这之后，胡虹了结了一件重要的事，离婚。

算起来，夫妻俩异地分居也有两三年了，这段婚姻很早就出现了嫌隙，几年来，她跟公公婆婆说过的话比跟丈夫多得多。她不后悔去看了婆婆最后一面，但从内心来说，官司需要钱，父母需要安抚，她希望看到对方的一些表态。

现实情况是，出事以来，她跟丈夫两人各收拾各的，她曾经问他要钱请律师，被拒绝了。直到案子结束，他也没有来过家里一趟，甚至没有一通安慰她爸妈的电话。

其实几年前，胡虹就纠结要不要离婚，没分开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房子没谈拢，孩子可怜。现在经历了这样的事，那些都不重要了，她放弃了房子，逼着男人签字离婚。办手续那天两个人没说多余的话，那是事情发生以来，胡虹第一次感觉一身轻松。

“我身上的五指山”

所有事情尘埃落定，胡虹带妈妈离开了漂桥村，在县城找了一份新工作。

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她还能安慰自己，“什么破编制啊，反正一个月就2000块钱，不要算了。”但新工作工资更低，忙起来连轴转，顾不上孩子。

即便离开了漂桥村，很多东西注定是逃不掉。缓刑两年，意味着两年内她都不能离开固始县，要按时去司法所汇报情况，接受社区的监督和安排。每次看到司法所的来电胡虹都会觉得心头一沉，“我到现在还是个罪犯，连累了爸妈不说，案底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孩子”。

她觉得自己身上就像压了座“五指山”，“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想出去又出不去，天天只能在心里憋着。”

老板注意到她的低沉情绪，有一次特地问：家里面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这几年会不会外出？听上去都是一些关心员工稳定性的惯常问话。

胡虹小心回答：家里是出事了，孩子奶奶走了，家人身体不好，所以目前没有离开固始县的打算。总之基本经历都如实说了，除了那件事。也只能到这里了，她不敢再多说，难道指望对方体谅自己吗？

不仅是工作中、走到哪里她都是提心吊胆的，如果说出自己的名字，别人知不知道自己是谁，会不会有偏见？她记得有次同事们茶余饭后闲聊，有人突然提起那件事，“4月份那次疫情，多少店铺都关了门啊”，胡虹的心简直提到了嗓子眼，她怕他们聊到胡江海，聊到自己，然后发现其实罪魁祸首就在身边。

她全程没敢搭一句话。

这半年来胡虹总是开解自己：你又不是杀人放火，故意要害别人，你只是一时大意了，才导致了后面这些事。但她知道爸爸过不去，之前他们好几次通电话，他都在电话里哭，当女儿的一辈子见过几次爸爸哭呢，胡虹知道，他伤心老家对自己的唾弃，积攒的名声一下子全没了。

她总是避免提起爸爸，不然妈妈会哭。

前不久在看守所，胡虹终于跟爸爸会了面。隔着玻璃，胡虹她妈给胡江海打电话，胡虹就在旁边趴着看，他身体底子差，加上情绪消沉，仅半年时间就出现了血压飙升、双腿浮肿和神经衰弱，各种毛病都来了。

离婚的消息胡虹没跟爸爸说，离开前他还在交代：你们俩口子还是要好好的。胡虹没搭话。

生活在沉默中继续。去年年底，那场全面的感染潮也席卷了这座县城。胡红一家没有出现任何症状，意外地招来了亲戚羡慕的眼光，他们调侃说，“早知道就跟你们一块感染算了，你们那会身体多好呢，你看我现在嗓子疼得要死，烧了多少天了都”。真戏谑啊，胡虹想。

另一个重要的变化也在这时出现，今年年初，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出台新的指导意见，明确自1月8日起，对违反新冠疫情预防的行为，不再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处罚；正在办理的相关案件，依照相关规定及时妥善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的，办案机关依法及时解除羁押强制措施。

胡虹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直到有媒体找到家里，她才知道案子可能有转机。但命运又跟他们开了个玩笑，父女俩一审判决均已生效，新政对他们不再适用。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此前曾就此类情况撰文表示，中国刑法采取的立场是认为既判力的效力高于溯及力，对行为人有利的法律不能溯及已经生效的裁决。而包括前夫在内的其他三名分案处理的亲属，由于在二审阶段等来新政策落地，有望免于刑事责任。

今年1月，胡虹还是委托律师对父亲的案子提起申诉，他们认为一审量刑不当，一家人被认定的感染来源也存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但说实话，胡虹对改判并不抱希望，“没办法，我们理亏”，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她的迫切需求是给爸爸办保外就医，胡江海患有主动脉夹层，前几年才动过开胸手术，但疫情让他一直滞留在看守所，保外就医申请目前处于找不到承办单位的尴尬处境。

和胡虹不同，胡江海仍对改判抱有希望，一起去安徽的七个人中，只有三人受罚，而且自己刑罚最重，这是他觉得冤屈的地方。

胡虹已经很久没有回漂桥村了，春节也是在外头过的。漂桥村的老房子破旧，院墙歪斜，院门也烂得关不严实了，去年胡江海一直忙着翻修，好让在外地打工的儿子体面地带女朋友回家。房子翻修到一半，就出了那件事。

胡虹决定再也不回去了，等两个人的刑期结束，她会带爸妈离开固始县，只有这样心结才可能慢慢打开。她想到年前有一次，借着公司外派培训的机会，她跟司法所请假，短暂地离开了固始县，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那种感觉特别好，一个认识我的人也没有，没有人知道你是谁。”

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全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