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4亿人集体“吃土”（40多年的防护林不管用了）

本该春风十里，谁料成了黄沙漫天。

风沙从北向南一路肆虐，截至今天上午已抵达江南南部，波及浙江、江西、湖南等地，为本次过程最南界，影响人口已超4亿人。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沙尘暴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和大风影响，预计4月12日20时至13日20时，仍有19省区市有扬沙或浮尘天气。

图片来源：中央气象台官网

今年以来，中国已出现8次沙尘天气过程，几乎每十天就来扫荡一次，数量、频率和强度都是近几年之最。更离谱的是，眼下这轮沙尘天气还没完全结束，冷空气又“打包”好了新的“风沙套餐”，13日至14日，北方地区又将自西向东出现一次沙尘天气过程。

说到沙尘暴，很多人会联想到植树造林，下能固沙，上能防风。我国从1978年起，在广袤的“三北”地区启动建设了世界历史上建设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三北防护林工程。

四十多年过去，造林成功了吗？有用吗？沙尘为何卷土重来？

让沙无法起飞

“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到天涯”，这句歌词讲出了沙尘天气形成的两大要素：地表要有沙，所谓“沙源地”，戈壁沙漠最适合；空中要有风，所谓“气旋大风”，持久强劲更添动力。再加上不稳定的大气层，就形成了能混沌天日的沙尘暴。

每年3到5月，北方的沙就在风的帮助下开始长途跋涉，上升到几千米的高空，再向南平移，越过各种障碍，制造沙尘“幕墙”、泥雨，那些试图阻挡沙尘的城墙、树林、高楼，只能看着干着急。

市民在北京街头骑行

有记录显示，北京曾经1个月内下过两场沙尘暴，总共长达100小时，估计有30万吨沙子拿到“北京户口”。平均下来，相当于每个北京人分到了一块砖。

当人类意识到无法改变大气环流规律时，就把目光放在了控制沙源上——让能被扬起来的沙，少一些。

我国最大的“沙源地”就在“三北”地区——西北、华北和东北，占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四成以上。这里有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全国85%的沙化土地都在这里，森林覆盖率只有5%。

1978年，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同一时期，“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也启动了。这个工程涉及13个省，整整历时73年，计划到2050年结束。工程分为三个阶段，共八期，目前我们已经进入第三阶段的第六期工程。

如果27年后工程如期完工，“三北”地区的森林面积将是过去的三倍，增加到6075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也将是过去的三倍，提高至15%。2018年是“三北”工程的40周年，“期中考试”成绩公布时，任务已经完成了接近2/3。

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铁路沿线的防护林建设

种树比养娃难

从“三北”工程73年的规划周期来看，就能知道荒漠化治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难在种活，也难在管护。

干旱风沙之地，造林的条件极差，“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还难”，是“三北”地区的真实写照。“三北”工程初期，就种了许多杨树。

在诸多树种中选择杨树，一来是它生长快、好存活，二来树苗便宜、最经济。种下杨树，“三北”工程很快打开了局面。但杨树生命周期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种下的以杨树为主的防护林，步入生老病死频发的“过熟期”，问题随之显现。

十多年前，就有许多人关注到我国防护林出现了“林木生长不良、病虫害发生、林木受损严重”等严重衰退现象。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就指出，防护林衰退的最终表现是“防护效能的下降”。

比如当时“三北”地区约有18%的农田防护林，成了残次林；早期栽种的单一的杨树林，大面积爆发病虫害，形成低价林、死亡木；还有樟子松固沙林衰退；沿海防护林生长衰弱濒临死亡。

上述论文当时指出：“总之，中国防护林衰退现象正在加重，并呈扩大趋势”。直到今年，还有论述防护林林分退化的相关论文陆续在期刊上发表，生长发育不良和枯死的现象依旧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在科尔沁沙漠南端与彰武县章古台固沙林场接壤处，有明显的绿色分界线

综合几篇论文来看，防护林退化的原因复杂，大致可分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两大类。作为一种人工林，“人为因素”在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

首先是选什么树？“三北”工程初期营造的杨树林就犯了单一树种的忌讳，整片树林并没有形成良好的生态系统，导致后来病虫害的爆发。

其次是怎么维护？树种下以后，需要必要的管理维护，否则就难以发挥应有的防护效益。推进防护林的管理维护，需要有这方面的意识、技术支持以及资金支持。

同时，“人为因素”还包括了破坏性——采伐、放牧、土地开垦是最常见的行为。川西地区过量采伐森林资源、山东用“拔大毛”的方式取材，让防护林生态系统遭到了严重破坏。

2017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三北防护林退化林分修复技术规程》，要求遵循适地适树适种源的原则，针对性地制定造林设计，同时在保持现有林分现状的基础上人工更新造林。

虽然防护林的防护效益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森林覆盖率是比过去增加了的，土地沙化呈现出整体遏制、重点治理区明显好转的态势，一道“绿色长城”在北方基本建成。

回顾下沙尘暴的形成因素，就能想明白，包括“三北”工程、长江中下游防护林在内的各种植树造林工程，对沙尘暴的作用机理都是固定地表的沙，治理土壤荒漠化，让沙子无法起飞，而非真的能阻挡沙尘的前行。

国家林草局监测显示，得益于防护林建设、防沙治沙工程抑制沙尘的作用，这些年我国沙源地起沙的概率已经大大降低。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高鑫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亦解释过，植树造林一方面对沙尘源地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和控制作用，另一方面，能对一些粗沙起到拦截作用。

但如果沙子是125微米到250微米之间的细沙，它能跳到500米的高度，防护林里那些身高在20到30米的大树，也只有望“尘”兴叹。

命运共同体合力

这轮沙尘暴的沙源，就有我国防护林鞭长莫及的沙尘。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吴波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这段时间，蒙古国和我国北方地区降水偏少，春季前期气温明显回暖，造成冻土层融化，地表沙土变得松散，加之春季北方地区大风高发，配合裸露的沙尘源地地表条件，形成频繁的沙尘天气。”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拍摄的治理后的毛乌素沙地

也就是说，这次南下到长江流域的沙源，是“国产沙”和“进口沙”共同在发力。

蒙古的植被覆盖情况，按地理方位进行简单粗暴的划分，即从东北到西南愈加干旱。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蒙古国南部，正是茫茫的荒漠戈壁。

蒙古国本来就有一半国土是处在风沙带上的，其南部地区一直都是我国沙尘暴的重要源头。在2015年的一次调查中发现，蒙古国将近77%的国土已达到荒漠化的标准。现在的蒙古国已经变成了全球四大沙尘源区之一，而且沙化土地还在持续向北扩展。

总结蒙古国南部荒漠化的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是自然，南部的年均降水量只有我国年均降水量的1/10，蒸发量高，地势还高，留不住地表水；其二是过度放牧，有人测算，蒙古国草原的承载量应是6000万个羊单位，但2019年牲畜存栏数量就超过了1.1亿羊单位；

其三是采矿，仅煤炭而言，蒙古国的开采量近20年上涨了6倍，有资料显示，蒙古国现在各种矿产资源采矿点达8000个以上，产量达到5000多万吨，还奉行的是“矿业立国”政策。

作为我国上风上水方向的“邻居”，蒙古国的沙尘很容易就顺着西北风，跨国而来。

所以，关于沙尘暴的防治，显然不是一个防护林工程就能完成的，也无法区分国界。这些年，蒙古国提出了种植“十亿棵树计划”，中国也有许多机构、企业忙碌了起来，与蒙古国同行交流技术和经验，合作开展防治沙漠化项目，把我们走过的弯路告诉他们，也把我们保护脆弱生态的决心传递给他们，帮助境外沙尘源地的植被恢复，将风沙遏制在摇篮里。

当然，我们国家对于沙的认识也在逐步科学、完善。

国家林草局3月发文指出，我国仍有257.37万平方公里荒漠化土地和168.78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那些在地质历史时期形成的原生沙漠，是无法完全被消灭、被改变的，植树造林也不能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方案。

如同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桂海林在4月11日“沙尘”主题线上通气会上所说，沙尘并不是需要根治的天气，在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之外，也对全球生态系统有一些有利之处。

去年底印发的《全国防沙治沙规划（2021—2030年）》中，也强调了对于原生沙漠、戈壁等自然遗迹，应坚持宜荒则荒、宜沙则沙的原则。

根本上讲，极端天气灾难，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在生态治理上，人类都是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