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8月11日公布获奖名单,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和东西的《回响》五部作品获奖。其中,《回响》已被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千里江山图》也在影视化的计划中。
作为深受文学界重视和全社会关注的文学奖项,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们,他们是如何创作出这些作品的?他们想通过这些作品表达什么?
《雪山大地》
人与自然的主题贯穿始终
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以最高票位列第一,评委们对这部作品的评价都非常高。
《雪山大地》是杨志军的现实主义长篇新作。在《藏獒》之后,杨志军将目光投注回青藏高原旷天大野,以他标志性的诗性语言,展现了1949年以后地处黄河源头的青海藏地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
小说描写汉族干部“父亲”来到沁多草原的野马滩蹲点,调查走访牧民的生存状况,遇见沁多公社主任角巴德吉,角巴让牧人桑杰带着父亲去野马滩,就此开启了父亲与桑杰汉藏两个家族、两个民族的生命传奇。
而小说中的故事,与杨志军的成长经历紧紧链接在一起。1955年,杨志军出生于青海西宁,父亲是从洛阳来到西北大学读书的青年知识分子,与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路西进,在西宁一家破破烂烂的马车店里创办《青海日报》。
杨志军的母亲,当时正在贫困中求学,听说有一所卫校又管饭又发衣服,便立刻报名。就这样,她成了由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卫生部管辖的卫校学生,之后又考入医学院,成了青藏高原上第一批国家培养的医生。
据杨志军回忆,后来几乎年年都有西进的人,有的是个人志愿,有的是组织分配,有的是集体搬迁。父辈们的“故乡”历来比较模糊,原籍和老家远远没有脚下的土地来得亲切,大家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情怀——愿意为高原付出一切。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是家、是故乡。
因此,在《雪山大地》中,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生态与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全景式地展现了藏族牧民传统社会形态和生活样貌的变迁,文字里有着浓郁的民族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民族精神。
如同杨志军所说,《雪山大地》是一部关于爱的诠释——爱自然,也爱社会;爱旷野,也爱城市;爱自己,也爱他人;爱富有,也爱清贫;爱健康,也爱疾病;爱活着,也爱死亡;爱人类,也爱所有的生命。
他希望雪山大地的故事能讲给更多人,“希望在讲述父辈们和同辈们的故事时,能有共情者跟我一起歌哭而行。”
《宝水》
“安放好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自己”
《宝水》是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力作,冬-春,春-夏,夏-秋,秋-冬,四个章节如同一幅长卷,生动呈现中国乡村发生的巨变。
宝水,这个既虚且实的小小村落,链接着新时代乡村建设的生动图景,链接着当下中国的典型乡村样态。村子里那些平朴的人们,发散和衍生出诸多清新鲜活的故事,大量丰饶微妙的隐秘在其中暗潮涌动。
乡村,对于乔叶而言并不陌生——她一直在乡村里待到20多岁,先到县城,而后到郑州、北京。除了《宝水》之外,《玛丽嘉年华》《给母亲洗澡》也都是书写乡村题材的作品。
在想要创作这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后,乔叶开始去各大乡村采风,这被她戏称为“跑村”,“走马观花地看个大面儿,可不就是跑吗?”江西、甘肃、贵州、浙江、温州等等各地的村庄,都被她“跑”过。
与“跑村”相对的,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这被乔叶称之为“泡村”,比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乔叶扎根于村落之中,对它们多有研究。
“跑村”是横向的,“泡村”是纵向的。在横纵之间,写作素材也铺天盖地而来,“艰难之处还在于选择写一个什么样的村子,这个村子又该分几个自然片,要有多少户人家,这些人家要走什么动线,村子周边有什么人文景点,这些都需反复斟酌。此外还要考证时令的花草植物和庄稼菜蔬,重新去拣择语言,还有对乡村诸多关系的重新辨析和审视……”
“这是我迄今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起初是不得不耐心,而后是因为在这耐心中不断得到来自写作本身的奖赏。”乔叶说,最大的奖赏是,在这小说中,她安放好了最重要的一部分自己。“‘此心安处是吾乡’,诚哉斯言。”
《本巴》
文字中的梦幻哲思
《本巴》是刘亮程以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为背景展开,追寻逝去的人类童年,用充满梦幻哲思的文字,向世界讲述的古老而新奇的中国故事。
有趣的是,在宏大的创作背景下,《本巴》其实是一本自然浑成、语出天真的小说——刘亮程塑造了一个没有衰老、没有死亡、人人活在二十五岁的本巴世界,让人们在游戏、故事和多重梦境里,回到世界原初意义上的本真,看见另一个时间中的自己。
为什么要创造出这样一个没有衰老和死亡的世界?刘亮程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我内心不想再写一部让我疼痛的小说。《捎话》(刘亮程的上一本小说)中的战争场面把我写怕了,刀砍下时我的身体会疼,我的脖子会断掉,我会随人物死去。”
刘亮程说,所以,他创造的本巴世界里“是没有疼痛的”,死亡也从未发生。
《本巴》中那些让现实与虚拟模糊不清的多重梦境,则是因为刘亮程总在做“被人追赶的噩梦”。在梦中,他惊慌逃跑,追赶他的人步步紧逼,他大声呼喊,却什么声音都喊不出来,只能最终在极度惊恐中醒来。这样的梦一直跟随他,从少年、青年到中老年。
一次次在梦中的惊慌逃跑,催生了《本巴》。“把梦中的危难在梦中解决,让梦一直做下去,这正是小说《本巴》的核心。”他说,我不能每做一个噩梦,都用惊醒来解脱吧,那会多耽误瞌睡!
《本巴》通过三场被梦控制的游戏,影子般再现了追赶与被追赶、躲与藏、梦与醒中的无穷恐惧与惊奇,并最终通过梦与遥远的祖先和并不遥远的真实世界相连接。
刚出生的江格尔在藏身的山洞做了无尽的梦,梦中消灭侵占本巴草原的莽古斯,他在“出世前的梦中,就把一辈子的仗打完”。所有战争发生在梦和念想中。人们不会用醒来后的珍贵时光去打仗,能在梦中解决的,绝不会放在醒后的白天。
在《本巴》一环套一环的梦中,江格尔史诗是现实世界的部落传唱数百年的“民族梦”,他们创造英勇无敌的史诗英雄,又被英雄精神所塑造。
《千里江山图》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风物志”
从早期《我是少年酒坛子》《呼吸》的先锋实验,到《千里江山图》中危机迭爆的飞速叙事,孙甘露这位以先锋文学闻名的作家,在这本《千里江山图》中,选择了朴实的现实叙事,把个人与家国、历史与现实打通,用谍战悬疑的方式呈现着1930年代的上海,既保持了历史事件精确性的考证,又进行了知识考古,形成一部“上海风物志”。
《千里江山图》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孙甘露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
这是一部烛照现实的革命现实主义“红色新经典”,于孙甘露而言,是一个全新的小说领域。之所以迎难而上,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孙甘露无意间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初一次非常秘密的转移行动——党中央从上海转移到瑞金。“从上海到瑞金,直线距离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必须绕到香港,从上海、广东汕头再回来,这样走的话就是3000里地。”
于是,这一历史上隐秘而又重要的行动,被孙甘露写进了《千里江山图》,通过街巷、饮食、视觉和味觉唤起乡愁和城市的记忆,唤起对家国命运最深切的痛楚。个人的遭遇,与公共生活、宏大历史纠缠在一起,涌现出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
但在孙甘露看来,《千里江山图》更为核心的,是讲述了一种信仰和理想的选择,“人们到底是怎样看待他的信念和道路的?换句话说,在动荡的时代,你到底站在哪一边?我觉得这才是最严峻的人性考验。” 他说,从这样伟大的历史事件切入写作,从这些风华绝代的人物切入写作,是作者的幸运。
《回响》
案情与感情的双线缠绕
《回响》是作家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今年3月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冯小刚导演),登顶爱奇艺第一季度电视剧热播榜榜首。
故事以一桩凶杀案开头,负责该案的女警冉咚咚,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私自开房,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回响》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以“奇数章写刑侦推理,偶数章写爱情心理”的叙事策略,解开了一个个人物的身份、心理迷局,抵达人性真实的幽深处。
这种双线缠绕叙事的手法,也正是冯小刚看上《回响》的重要原因,“恰恰是他把两条线交织在一起,才让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一面。任何一件事其实是双声道立体声比较好。”
东西原名田代琳,1966年出生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八腊瑶族乡洞里村谷里屯,村子坐落在半山,只有十几户人家,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公路。他的写作,最早就是源于故乡,想去赞美故乡的善良;但写着写着就发现,故乡的好被写完了,还得写写它不好的地方,于是开始离开故乡,但“你离故乡再远,还是会觉得被故乡拉着。”
故乡情是东西文学创作的深深烙印,他曾说:“我的家乡跟贵州交界,四面都是山。这样的地方可以出作家,是大山锻炼了我的想象力,包括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我发现,贫困地区的孩子对文学的梦想特别纯粹、特别强烈。”
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敏感,东西拒绝了去北京、上海发展的机会,选择定居于广西南宁,以便常常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他说:“乡村与我有一条相连的脐带,让我知道乡村与亲人们的真实状况。对城与乡的熟悉,让我在写城乡的跨程时比较有把握。”
文/毛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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